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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野农民画:合作社的故事

时间:2015-03-01 08:53:59  来源:  作者:

  岁末,24岁的姚辉川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宁波出差。两年前,他从洛阳师范学院毕业,回到家乡做起了自家绘画合作社的销售员。

  姚辉川的家在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麒麟镇洪庙村,画社有十几个农民画师。他们的作品包括牡丹、十八罗汉、仕女图、水浒人物、山水等。姚辉川负责把这些画销往全国。

  在巨野,像姚家这样的“农民绘画点”有很多,仅洪庙村就有320人从事绘画。而整个巨野县,有四个绘画专业镇、500多个专业户,常年从事绘画相关行业人员超过1.5万人,拥有省级以上美协会员35人,被誉为“中国农民绘画之乡”。

  巨野位于山东省西南部,自古有种植牡丹的传统。农民画也以工笔牡丹为主,单价在200元到数千元之间,年销售量70多万幅,收入3.6亿元。“全国80%的工笔牡丹都出自巨野。”姚辉川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。

  中国有两个地方以牡丹闻名天下:洛阳、菏泽。菏泽牡丹的种植规模、品种都超过洛阳,但洛阳牡丹更有名。

  “菏泽在山东的GDP靠后。”巨野县文体局副局长让淑波指着一张地图说,“巨野是菏泽最东边的一个县,在苏鲁豫皖交界处。过去黄河从这里流过、几次改道,这一带是冲积平原,适合种庄稼,但区位不占优势。”

  发展文化产业,或许可以弯道超车。1999年,巨野县提出“发展工笔画产业,搞好巨野经济”的口号。如今,工笔绘画已成为巨野县继煤炭、煤化工之后的第三大产业。

  在县书画院背后,一个投资12亿元、占地400亩的书画艺术产业园区已在规划中。目前该项目已入选了文化部首批特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库,全国共51个项目入选,山东省仅此一家。

  2013年,习近平考察曲阜时也曾到巨野。“农民画画,惠民致富,提高素养,很符合国家现在的核心价值观。”陈广超说。

  放下锄头拿笔头

  说起巨野农民画,不得不提姚桂元。这位68岁的巨野农民画发起人,家里是巨野最早的农民绘画场所,也是农民画师孵化的摇篮。

  上世纪70年代,姚桂元曾是巨野县工艺美术厂画师。这间美术厂以画彩蛋、屏风闻名,产品远销海外。姚桂元的牡丹画得相当好,“上过天安门城楼,也曾作为礼品随国家领导人出访。”姚桂元的儿子姚树昭向本刊记者介绍。

  改革开放后美术厂倒闭了。姚桂元在街头挂起了“古麟书画社”的牌子,把三四十位美术厂的老伙计召来。几十人在家作画,他在外面找市场,北京、西安、东北都去过。第一单生意在曲阜做成,随身带的几十幅画全部卖掉。

  尝到甜头后,姚桂元决心发展绘画事业。他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能力进行分工,有的在家创作、有的在外销售。

  几年时间后打开了市场,作品供不应求,“产能”却跟不上。要扩大生产规模,没法使用机器,姚桂元打算发动农民画画。

  当时,这无异于异想天开:大多数农民文化低,不仅不懂美术,甚至连画笔都没摸过。虽然免费教学、提供纸笔,但三五个月下来,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。

  时间一长,一些农民觉得耽误打工种地,不认可这份“闲差”。

  后来,画社从最易入门的工笔画入手,不讲理论或者先实践、后理论,由美术厂老师手把手教,画农民最熟悉的牡丹。学成的农民再去“传帮带”,一批批农民画师就这样产生了。

 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巨野的绘画从业人员已达1500余人,年销售作品20万幅,“巨野工笔牡丹”的品牌开始叫响全国。

2_副本.jpg         现在在巨野,画师多是妇女和老人,“忙时握锄头,闲时握画笔”,生产生活两不误。画一张普通尺寸的牡丹需要四五天,售价六七百元。

  “妇女不打麻将,画着画、听着音乐,安宁了。”姚树昭介绍,“普通画师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,老师能挣七八千元,高水平的农民每年收入20万元不成问题,基本家家盖楼,买车的也多。”

  农民画师中,一些有天赋的人走上了专业画家之路,孔庆臣就是其中一个。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发布的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,其中一幅《最吉祥是有粮》就出自他之手。

  “从十一届全国美展起,我开始有了个人的表达。”孔庆臣说,“现在我是两条腿走路,既接订单,又搞创作,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。”

3_副本.jpg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第一家合作社

  2009年,山东省农业厅批准,在姚桂元家庭画社基础上正式成立“巨野农民绘画专业合作社”。姚桂元任理事长。

  “养鸡养鸭合作社很多,但书画合作社这是第一家。”姚树昭说,目前合作社有社员320人,来自洪庙村及周围几个村庄。姚树昭负责合作社的生产、培训。

  每天社员们都来姚桂元家画画。两层的小楼可以容纳数十人,画师们有固定的工位和任务。不过因为场地限制,大部分人在自己家里画,把成品交到合作社来。

  合作社的老师也是当地的农民,不过绘画水平已经可以指导别人。通常,老师先画一个底子,学员在底子上临摹,画得跟底本差不多了,就算出师了。

  巨野农民都画工笔画——工整细致、色调统一,便于学习,很容易适应规模生产。“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学会,作品就可以卖钱,而且培训免费。”姚树昭说。

  合作社的老师除了教学生,还有一项重任:负责产品“研发”。

  “工笔画的样式每年都在创新。比如去年喜欢大红大紫,今年就喜欢淡彩。画师会根据客户、市场的要求开发新的样式和色彩。”姚树昭认为,在这一点上他们还算跟得上市场。

  距姚家200米远处,一座两层楼的四合院刚刚建好,还没装修,这是合作社的新场地,规模是目前的数倍。山东省农业厅补贴了25万元,合作社自筹30万元。

  姚桂元年轻时也画画,现在年纪大了,眼睛不好,就在各地参加展会,负责产品销售。通常,每年10月到12月是销售旺季,展会、订单多;6月到8月是淡季。

  本刊记者采访时,姚桂元正在广州参加艺术博览会。“每次去展会,基本上都有订单,一个单子能做两三个月,一年接几个单子就差不多了。”姚树昭说。

  合作社一般会在淡季存一批货、旺季卖出去。销售收益,合作社提20%30%,剩下的归农民。

  农民画的买主,以画廊和企业为主。“企业占了大头,尤其是民营企业,大约有60%70%。”姚树昭说,“现在很多企业讲究了,逢年过节发点奖金,再发两张画作为福利,喜庆。”

  合作社卖画有个特点:可以不交订金,但不签合同。“因为质量没法鉴定。这里多个花瓣,那里少片叶子,他说不合格怎么办?画画毕竟是创作,不是复印,这行就讲一个诚信。”所以合作社至今没有成为公司。 “为什么要成立公司?合作社就像一个公司,公司只是一个称号。” 姚树昭说。

  在他看来,巨野农民画目前走的是中低端市场,“只能走这条路,因为是批量生产,不是画家个体创作。走高端,画出来卖不掉。发展30年不容易,想毁灭很容易,三月不卖画就完。”

  模式复制

  绘画合作社的模式已在巨野县“落地开花”,逐步形成了“经销商(展会)-合作社(画院)-农民画师”的生产销售模式。

  在巨野县城环境最好的洙水河公园内,一座3万平方米的建筑拔地而起。这是政府耗资6500万元打造的巨野县书画院——一个政府拨款、有编制的单位。政府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集创作、培训、展览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。

  县书画院三楼画室里,常年有上百位农民画师作画。画院院长陈广超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,2000年,巨野被授予“中国农民绘画之乡”,县里想借此做点事。“我当时是科长,后来不当了。2002年过来,组织培训、搞展览、搞活动,先造气氛,慢慢由小到大。”

  在姚树昭看来,县画院和合作社本质是相同的,不同之处仅在于:由于县书画院的公办背景,它会承担更多的展览、培训事务。

  目前,县书画院和全国600多个画廊建立了联系,帮农民学员销售作品。“才学新手的,老师帮忙销;翅膀硬了,可以自己联系;有点名气的画家还有经纪人。方式很灵活。”陈广超说。

  在陈广超的办公室,有几盒画好的彩蛋样品。他们正尝试“捡起”当年工艺美术厂的优势产品,准备参加各大展会,最终期望出口。

  虽然身在其中,陈广超非常清楚农民画产业的“庐山面目”:专业化、规模化程度不够。生产是作坊式的;销售主要靠腿去跑;利润被别人拿了大头。

  经销商的利润有300%500%40平方厘米的作品,出厂价200元,在展会上可以卖到七八百元,在画廊只能卖三四百元。

  “巨野处于鲁西南,各方面不占优势。我们也想出口,建立网上平台、做电子商务,还忙不过来。现在光缆扯过来了,下一步就想把这个做好。”陈广超说。

  但姚树昭认为,巨野农民画目前还没必要发展电子商务,因为产能跟不上。“一个画工一年平均能画100幅,整个产量也就三万多幅。接的订单都做不完,工作场地也不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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